咏荆轲

咏荆轲

陶渊明 〔魏晋〕
燕丹善养士,志在报强嬴。
招集百夫良,岁暮得荆卿。
君子死知己,提剑出燕京;
素骥鸣广陌,慷慨送我行。
雄发指危冠,猛气冲长缨。
饮饯易水上,四座列群英。
渐离击悲筑,宋意唱高声。
萧萧哀风逝,淡淡寒波生。
商音更流涕,羽奏壮士惊。
心知去不归,且有后世名。
登车何时顾,飞盖入秦庭。
凌厉越万里,逶迤过千城。
图穷事自至,豪主正怔营。
惜哉剑术疏,奇功遂不成。
其人虽已没,千载有馀情。


译文及注释

译文
燕国太子喜欢收养门客,目的是对秦国报仇雪恨。
他到处招集有本领的人,这一年年底募得了荆卿。
君子重义气为知己而死,荆轲仗剑就要辞别燕京。
白色骏马在大路上鸣叫,众人意气激昂为他送行。
个个同仇敌忾怒发冲冠,勇猛之气似要冲断帽缨。
易水边摆下盛大的别宴,在座的都是人中的精英。
渐离击筑筑声慷慨悲壮,宋意唱歌歌声响遏行云。
座席中吹过萧萧的哀风,水面上漾起淡淡的波纹。
唱到商音听者无不流泪,奏到羽音荆轲格外惊心。
他明知这一去不再回返,留下的姓名将万古长存。
登车而去何曾有所眷顾,飞车直驰那秦国的官廷。
勇往直前行程超过万里,曲折行进所经何止千城。
翻完地图忽地现出匕首,秦王一见不由胆颤心惊。
可惜呀!只可惜剑术欠佳,奇功伟绩终究未能完成。
荆轲其人虽然早已死去,他的精神永远激励后人。
注释
荆轲:战国时卫国人,为燕太子丹报仇,以送地图为名,藏匕首刺秦王,不成被杀。
燕丹:战国时燕王喜的太子,名丹。
强嬴:秦国。
荆卿:指荆轲。
渐离:高渐离,战国时燕国人,与荆轲友善,善击筑(古时的一种乐器)。
宋意:燕国的勇士。
商音、羽奏:商声和羽声。商声凄凉,羽声较激昂。


简析

  此篇大约作于晋宋易代之后。诗人以极大的热情歌咏荆轲刺秦王的壮举,在对奇功不建的惋惜中,将自己对黑暗政治的愤慨之情,赫然托出。写得笔墨淋漓,慷慨悲壮,在以平淡著称的陶诗中另具特色。
  诗歌按照事件的经过,描写了出京、饮饯、登程、搏击几个场面,尤其着力于人物动作的刻画,塑造了一个大义凛然的除暴英雄形象。比如,“提剑出燕京”,写出了荆轲仗剑行侠的英姿;“雄发指危冠,猛气充长缨”,更以夸张的笔法写出荆轲义愤填膺、热血沸腾的神态。而“登车何时顾”四句,排比而下,一气贯注,更写出了荆轲义无反顾、直蹈秦邦的勇猛气概。诗中虽没有正面写刺秦王的场面,但从“豪主正怔营”一句,可以想见荆轲拔刀行刺之时那股令风云变色的虎威。
  这首诗还通过环境气氛的渲染来烘托荆轲的精神面貌。最典型的是易水饮饯的场景。在萧杀的秋风中、滔滔的易水上,回荡着激越悲壮的乐声,“悲筑”、“高声”、“哀风”、“寒波”相互激发,极其强烈地表达出“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的英雄主题。朱熹说:“陶渊明诗,人皆说是平淡,据某看他自豪放,但豪放得来不觉耳。其露出本相者,是《咏荆轲》一篇。”这是颇具眼力的。


鉴赏

  关于荆轲之事,《战国策·燕策》与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都有记载,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。陶渊明的这首诗显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,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一历史故事。
  诗的头四句,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(报,报复、报仇之意),引出荆轲。不仅概括了荆轲入燕,燕丹谋于太傅鞫武,鞫武荐田光,田光荐荆轲,燕丹得识荆轲,奉为“上卿”等等经过,而且,一开始便将人物(荆轲)置于秦、燕矛盾之中,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、最雄俊的勇士(百夫良,超越百人的勇士),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(燕)的希望之所托。那么,故事的背景,人物的位置,及其肩负之重任,大体都已亮出,所以说这四句是“已将后事全摄”。正因为如此,矛盾的发展,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,也就同时紧紧地系在读者的心上。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,在临行前,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,而“太子迟之,疑其改悔”,引起荆轲怒叱太子,且在一怒之下,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。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,而代之以“君子死知己,提剑出燕京”。这后一句逗出下文,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,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“善养士”相呼应。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,一气贯注,也使得笔墨集中,结构浑成。易水饯行,《战国策》与《史记》是这么写的:“遂发,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,皆白衣冠以送之……”,由平缓而渐趋激昂。诗人则不然,他首先插入:“素骥鸣广陌,慷慨送我行”。素骥,白马。马犹如此,人就自不待言了,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。因而“雄发”二句的刻画——头发直竖,指向高高的帽子;雄猛之气,冲动了系冠的丝绳——虽不无夸张,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。易水饯别,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。高渐离、宋意……一时燕国的豪杰,都列坐在饯席之上。寒水哀风,击筑高歌,声色俱现,情景相生,送者、行者,无不热血沸腾,慷慨流涕。“心知去不归,且有后世名”。又一笔折到行者,道出了行者的决心,写出了行者的气概,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。“登车”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,飞车入秦。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概,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。其中“凌厉”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,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,使人物迅逼秦廷,把情节推向高潮,扣人心弦。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,铺叙得排荡淋漓,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,却是惜墨如金,只用了两句话——“图穷事自至,豪主正怔营”。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、刺杀秦王的计谋,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,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,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慑,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,则只字不提,其倾向之鲜明,爱憎之强烈,自在不言之中。作者以有限的篇幅,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,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。诗的最后四句,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,诗人一面惋惜其“奇功”不成,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,在惋惜和赞叹之中,使这个勇于牺牲、不畏强暴的形象,获得了不灭的光辉、不朽的生命。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,写下了这个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结尾。正如张玉谷说的:“既惜之,复慕之,结得抟捖有力,遂使通首皆振得起”(《古诗赏析》)。
  发思古之幽情,是为了现实。不过这“现实”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(如一些论者所言,这首诗是诗人出于“忠晋报宋”而作),为什么呢?首先,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:“少时壮且厉,抚剑独行游。谁言行游近,张掖至幽州”(《拟古》之八);“忆我少壮时,无乐自欣豫。猛志逸四海,骞翮思远翥”(《杂诗》之五)。这使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生活、志趣和性格中,也早已具有着豪放、侠义的色彩。其次,诗人也曾出仕于晋,不过他说这是“误落尘网中,一去十三年”(《归田园居五首》),悔恨之情溢于言表,足见“晋”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,当然“宋”亦如此。这些都是我们不必将《咏荆轲》的作意胶柱于“忠晋报宋”的理由。诗人一生“猛志”不衰,疾恶除暴、舍身济世之心常在,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。说得简单一点,便是借历史之旧事,抒自己之爱憎,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吧。是的,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,此亦有诗为证:“陶潜诗喜说荆轲,想见《停云》发浩歌。吟到恩仇心事涌,江湖侠骨恐无多。”(龚自珍《己亥杂诗》) (赵其钧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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